1， 1984年的春晚，陈佩斯和朱时茂准备的节目《吃面条》能登上舞台并不算畅通无阻。 节目的精彩自然不必多说，哪怕到今天也是经典中的经典，相信能读到这篇文章的朋友也都看过，甚至还不止一遍。 或许正是因为太精彩，太搞笑，央视一位总编室的负责人说，“这种节目还要推敲一下，不要流于纯搞笑，走入纯娱乐，春晚的分量就轻了。” 当晚的《新闻联播》甚至已经报道了《吃面条》这个节目，但，直到那届春晚开始前一个小时还是不能确定这个节目到底能不能上。
最后，导演黄一鹤决定让这个节目上，他特意叮嘱陈佩斯和朱时茂，“领导没有点头，但是也没有摇头，现在我决定让你们俩上，但是记住：你们俩千万别出错，一旦出错就是大事故，出错了，你们担着，没有错，我担着。” 《吃面条》这个节目是中国电视史上一个全新的表演形式，有人问起陈佩斯和朱时茂，“人家的节目叫相声，杂技，魔术，你们的节目叫什么呢？” 两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给他们的节目起了一个名字——小品。 有人说，陈佩斯和朱时茂是小品的开山祖师，这话，一点都不为过。 就这样，时代选择了陈佩斯，《吃面条》这个节目也定义了中国荧幕史上小品这个全新的艺术形式。 自此以后，陈佩斯和朱时茂先后11次登上春晚舞台，那个时候的陈佩斯和朱时茂很火，他们春晚的节目能火到什么程度呢？ 有网友说，年三十晚上，当电视机里出现陈佩斯和朱时茂的时候，全国处于安静的状态，在街上，你根本听不到有人在放鞭炮。 直到1998年的《王爷与邮差》，他们彻底离开央视春晚舞台。 相信很多人都会认为他们的离开，肯定是和央视的“版权之争”有关。尽管在当时，央视曾辟谣说以央视的级别和胸襟，不会因为官司和演员置气。
只是在1998年以后，陈佩斯和朱时茂再也没有出现在春晚的舞台的上。 后来有人问陈佩斯，会留恋那个舞台吗？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坚定的回答，不留恋那个舞台。 在央视和陈佩斯之间的表述里，我站陈佩斯，因为后来，无论是冯小刚还是哈文都向陈佩斯发出邀约，他都婉拒了。 你可以说陈佩斯不需要春晚的流量了，但是我相信他是真的不留恋那个舞台了。 陈佩斯说，“那个舞台是迟早要离开的，是我自己想走，不是别人让人走，自己离开，体面啊。” 在陈佩斯眼里，和央视的“版权之争”是一件小事，不值得一提的小事，仅此而已。 当观众都在关注陈佩斯是搞喜剧的同时，或许大家都忘记了，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他是一个严肃的，老派的，伤心的，认真的中国式的知识分子。 编剧史航曾说，从“十年动荡”结束，陈佩斯就沉浸在喜剧里，他用自己的作品陪伴国人欢笑很多年，这是一份功德。 毕竟，有些时候，笑声是不允许的，有些时候，迷茫的人们是无法笑出来的。 2， 十年动荡结束后，20世纪80年代的大幕拉起，全国进入了崭新的时代，当然也包括文艺事业。 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张艺谋领衔的第五代导演把国产电影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文学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了一个黄金期。 群星璀璨还体现在春晚上，就说喜剧类节目，涌现出了多少笑星，相声界的马季，牛群冯巩，侯耀文，姜昆，在小品界，黄宏，蔡明郭达，赵丽蓉巩汉林，宋丹丹…… 陈佩斯也是群星中的一位，但在这些群星中，他却是一个异类。
当很多人把喜剧当工作的时候，陈佩斯把喜剧当做事业，就像科学家那样，他去研究喜剧，去钻研喜剧。 20世界80年代，很多的艺术形式是在表现一种宏达和哀伤，电影里表达的宏达的时代，哀伤的伤痕文学都那个时代主旋律。 在那个年代，喜剧被天然的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是一个异类，还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一种艺术形式。 陈佩斯钻进这个特殊的艺术形式里面，直到现在还没有走出来。 1985年，陈佩斯主演的电影《少爷的磨难》，对他来说，这部电影有着特殊的意义。他认为正是这部片子让他理解了喜剧的本质。 在这部电影拍摄期间，有个桥段是陈佩斯光着脚在土路上跑，但路面上有很蒺藜，他一边跑一边忍受着蒺藜带给他的痛苦，路边有观看拍摄的群众，看到陈佩斯的样子都笑的前仰后合。 在导演喊停后，陈佩斯赶紧坐在地上揪下脚底的蒺藜，这样一边的群众看的更开心了。 他突然意识到，“每一个笑声都由角色的痛苦创造出来的。”这就是诸多喜剧演员经常说的，“喜剧的内核是悲剧”吧。 只是，观众们不会在意和理会喜剧演员的伤痛。 1986年，《少爷的磨难》在全国上映，这部喜剧影片在商业上取得了空间的成功，在全国共卖出1000多个拷贝——要知道，1988年的电影《红高粱》才卖出206个拷贝。
很遗憾的是，当时的舆论界给予陈佩斯的电影评价是“低俗堕落”，这种评价喧嚣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表演被认为“装出来，纯为搞笑而搞笑，很低俗。” 陈氏喜剧电影在那个时代处在一个艰难的境地。 随着时代的发展，当观众的视野和意识逐步打开，陈氏电影仿佛也由原来主流媒体的“很低俗”逐渐的被大众接受。 1986年，陈佩斯和父亲陈强共同创作了“二子开店系列”，共五部，他们坚定的选择了小人物悲辛。 父子俩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了八九十年代最底层的国人生活，高考，修车，下海，下岗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元素。 电影呈现出当时国人每一次失落与沮丧，同时又在失落与沮丧中寻求艰辛的希望，他们的电影就是那个时代国民的“起居注”。 陈氏喜剧电影没有非黑即白的冲突与对立，电影总是把人物放在真实的生活中，在现实中挣扎，一些很心酸的瞬间，也是笑着说出来。 陈佩斯牛，就是牛在这里。 没有看过的陈氏电影“二子开店系列”的朋友，一定要去看看，已经看过，或者看过多遍的，如果再去看，也不会感到无聊。 3， 因为拍摄底层人物的电影，陈佩斯就受到底层民众的喜欢。他也享受过大名，享受过在那个时候作为“顶流存在”的感觉。 在拍摄电影《临时爸爸》时，因为围观的群众太多，几度排不下去。更狠的一次在拍摄中，路边一位司机为了看陈佩斯和前面一辆车发生追尾，司机下车后第一时间不是关心事故，而是问了一句，“是陈佩斯吗？是陈佩斯在拍戏吗？” 生活在市井的人见到陈佩斯，总说，“总算逮到你了，终于见到真人了，我喜欢你，我老婆孩子喜欢你，我老爸老妈也喜欢你。” 陈佩斯本身就具有那种平民气质，所以观众和他走的近，或许老百姓心里的明星就是该是这样子的吧。 陈佩斯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腕。据说，当初他经常由市里去昌平，路上是土路，尤其是下雨后，更泥泞，他开着自己的破捷达开的很慢，路边的交警都熟悉了，有好多次，也是为了让自己休息，他就停下车和交警一起抽烟侃大山。 谁不喜欢这种没有把自己当腕的艺术家呢？ 他始终把“为他人艺术”为己任，而不是那种满足于“自己跟自己玩”的高雅艺术家。 或许生活给于他太多的苦难和残缺，他对苦难的敏感和残缺不满，让有了和“底层小人物”站在一起的底气。 多年内蒙的知情生活和父亲陈强在特定时期所遭受的磨难，让他有了对人生，人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就是所谓的通透吧。 所以，没有那个明星像他这样， 自从1998年离开春晚舞台，到现在眼看要近40年了，他仍是国人最惦记的那个，或许当初他是急流勇退，当他的急流勇退在观众心里留下戛然而止的感觉，国人对他的惦记里充满了同情和悲愤。 前些年，当我看到哈文，冯小刚欲邀请陈佩斯重返春晚舞台时，坦诚讲，我个人不期待他能带来多精彩的节目，只是想，他来就好，节目精彩与否不重要，只是让我们感觉到陈先生的存在就好，仅此而已。 当他婉拒春晚的邀请，我个人心里稍微有点失落，但是还是安慰自己：这才是真实的陈佩斯吧，遵从内心，渴望自由，得到自己想要的真自由。 陈佩斯牛，就是牛在这里。 当一众明星挤破头想去蹭年三十晚上的“流量”时，他选择了敬而远之。 4， 每逢聊到底层意识，陈佩斯都不可避免的聊起他的父亲陈强，那个最遭劳苦大众“狠”的“黄世仁”和“南霸天”。 因为演技精湛，演坏人演的出色，在动荡的年代被批斗时，批斗他的人说，“如果不是隐藏在Ge命队伍里的坏人，你演的坏人怎么那么坏？” 看到血肉模糊的父亲，看到父亲承受的一切，陈佩斯毫无办法，无能为力。这一切或许让他知道了名利的不可靠，他也看淡了名利。 陈强曾对陈佩斯说过，“中国的老百姓太苦了，作为演员，作为艺人，好好的为老百姓服务，我们亏欠老百姓的太多了。” 这句话对陈佩斯影响至深。 或许1984年《吃面条》的横空出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父亲“亏欠老百姓太多”的遗憾，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父亲的某种抱负吧。 在那个遥远的1984年，年轻的陈佩斯没有意识到老百姓在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这样毫无顾忌的大笑了，过了很久，他才体会到父亲何以看重老百姓这种久违的笑声。 十年动荡结束后，同时期的演员都不再演戏了，有的是怕，有的是伤心，还有的是失望。陈强则反其道而行之，他决定带着儿子陈佩斯用尽力气去搞喜剧。 陈强那一代演员的前半生多数是为了完成上头教给他的宣教任务，经历磨难的他，终究活得透彻了，他和过往彻底切割，在余生活的大放异彩。
在那个喜剧还出被轻视的年代，作为红色电影出身的陈强，他没有再做窜穿机器上的那个螺丝钉，而是深入嘻嘻哈哈的喜剧中，身边的人都认为陈强疯了，只有陈佩斯明白父亲，“他心里始终怀着那份亏欠，对中国的老百姓，他想用喜剧的方式弥补那份亏欠。” 日子无论怎么苦，总是要找一些喜好去做，在自己的喜好里再寻求一些乐子，这就是生命顽强的所在。所以，陈佩斯和父亲并没有选择更流行的哀伤和哀怨去表达自己。 “为什么要哭呢？”陈佩斯坦言自己烦透了20世纪80年代特别流行的伤痕文学，在时代转暖的时刻，为什么不能朝希望的地方走呢？ 陈佩斯曾在内蒙古插队，他知道真实的苦难是什么样子，当返城的青年都在说自己过得多么苦的时候，陈佩斯却说，“那生活在那里的人呢？他们苦不苦？他们几辈人，辈辈人生活在那里，又当何论呢？” 在喜剧的路上，有很多艰辛，陈佩斯还是坚持下来，有人多次问他，还是关于离开大舞台的事情，后悔吗？ 他还是回答到，“即便是没有版权问题，我还是要选择离开，一定会离开，离开并不是版权问题，而是因为，那里已经桎楛着我了。” 或许那个舞台真的是一个好的平台，但是在喜剧的路上，那个“版权之争”其实就是陈佩斯的一关，并不是最难的一关。 和品性有关，和脾气有关，所以他逃离了那里，逃到一个远远的地方去深耕自己的事业，因为逃离，所以他离主流就远了一些，他就少了花团锦簇，少了荣誉加身。 2014年，陈佩斯和易立竞在《易见》中的那段对话就成为了坊间热议的话题，还一度登上热搜。 ——您获过国家级的奖吗？ ——没有。 ——无论小品，或者喜剧，话剧？ ——都没有。 我是一个干净的人。
“我是一个干净的人”，多么熟悉的一句话，仿佛德云班版主郭德纲也说过类似的话吧。我相信他们都是干净的人。 喜剧是搞笑的，喜剧这个行业确实搞笑， 我个人认为，我们喜剧的国王没有高居庙堂，而是在民间流浪，无论这个国王是陈佩斯也好，是郭德纲也罢，抑或是其他高人，他们一直在民间，离普通大众最近的地方。 5， 多年前，陈佩斯家里养了一只猫，这只猫后来爱上了山里的一只野猫，被野猫拐走了。陈佩斯还想，总有一天它还会回来。 后来陈佩斯发现家里养的这只猫，坏了孕，奶了孩子，再后来，家里养的这只猫跟着野猫一起在山里逮鸟，吃活物。 本来想把这只猫再带回家来，陈佩斯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想法，他想明白了，“这是一只向往自由的猫。” 历经几次大的精神巨变，陈佩斯已经明白：人不能左右时代，作为个体能做的就是保有自己的一份自由即可，就是这个世界无论怎么变，我有我自己的自由，他人不能侵犯。 陈佩斯的每一选择都是顺利成章的同时，也在遵循着自己的“自由原则”，从当初的春晚到后来拍电影，再由拍电影到舞台剧，现在又在舞台剧风生水起的时候，再拍电影。 有人或许认为这是陈佩斯离开舞台中央，且战且退的一种生存方式，但对陈佩斯个人来说，这一路的且战且退，是另一种进取，他最大限度的在争取自己想要的自由。 陈佩斯身上有着一种“我不和你玩了”的气质，别人看来他是被逼无奈，而他自己则是遵循自己的心意去做出选择。 2018年年初，陈佩斯筹备多年的大道戏剧谷正式启用，用陈佩斯自己的话说，“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块地儿”。
他说，“之前，一直被命令着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永远按着别人的指令去做，去生活，去活着，现在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实现一些东西，这个带给我精神上的东西，是不可估量的。” 在大道戏剧谷，在自己的地，他坦言舒坦自在。 他说，“从古至今，没有几个艺人能混上自己的一块地儿，自己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排练场，过去总是租人家的借人家的，就像农民，即便是一个好庄稼把式，没有自己的地……现在好了，自由了，舒坦！” 有记者在他的戏剧谷采访他时，问他，“你做演员，写剧本，当导演，现在还是老板，那个角色最让你开心？” 他环顾自己的那块地儿，说，“以后做房东吧，当然是房东！” 或许，他还是想自己把控自己的命运，而非别人去把控他，这是骨子里的东西。 1984年的《吃面条》，陈佩斯给人的感觉就是“出道即巅峰”，可惜他没有在那个巅峰上待太久，他喜欢巅峰，但那个巅峰或许不是他心目中的巅峰，他离开了，最落魄的时候在山上种石榴。 在他回来的时候，他没刻意的追求巅峰，在时代巨变的今天，他仍遵循自己的意愿，自由的呼吸。 从1984年的《吃面条》到今天的《戏台》， 历经四十年，用他自己的方式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戏台》“宠了”中老年人# #戏台# #电影戏台# #陈佩斯#
